大家都知道一个国家，有其国策与发展战略；一个企业，有公司战略，以实现在竞争中胜出，成为伟大，并为股东创造价值的公司。人一样，在其人生的关键与不关键的节点，需要做出战略选择。而这些选择，如果做对了，可能会健康顺利地发展很多年，换句话说，一个正确的战略性选择，相当于几个、十几个甚至几十个成功的技术性选择。
我成年以后的第一个战略选择，发生在1994年。那一年春天，我有幸在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由于成绩排名领先，受到推荐，可以申请到中美中心学习。经过陈主任等老师的英文面试，我被中心录取。这是我人生的一次重大的转折，因为，在这之前，我并不知道，也并不关注什么是世界，什么是中美关系，甚至什么是职业发展，而中美中心打开了我的眼界，我突然意识到，我好像特别适合美国讨论式的学习方式，美国虽然是一个发达国家，但也不是那样的遥不可及，也有诸如万圣节之类好玩的节日。尤其重要的是，在我的美国室友建议下，我开始了实习，并在中心获得了波士顿顾问公司中国第一个非全职的实习机会，以及花旗银行在中国最早的实习offer之一。由于在中美中心我已经决定了不再按照原计划，寻求国有大银行，以及中国证券公司的工作机会，而是要去美国学习，我选择了BCG，并在3年后如期获得公司赞助支持, 去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学习。庆幸并且吃惊的是在哥大MBA的同一个年级里，竟然有我在中美中心同一届的两个美国同学。此后我进入华尔街，并在高盛开始了投资银行职业生涯，后来的这些技术性选择，显得似乎如此的自然。我知道，这都是在1994年在中心，我战略性地选择了自己未来一段时间的努力发展方向，就是去跨国公司工作，并去美国读商学院。2001年秋天，从高盛纽约回到香港办公室的我，作为高盛全球电信分析师的翻译，参加了在香港为某红筹上市公司省级以上管理层举行的资本市场培训。我突然发现当我和这些来自大陆的国企管理层在一起时，自己显得格格不入。甚至还不如高盛那些在香港的上海银行家，更不要说一个我第一次听到的中国投资银行中国国际金融公司。他们与中国客户的关系，就是我在美国看到的高盛与纽约客户的关系。我突然意识到，虽然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但我落后了，已经不太了解快速发展的祖国以及大型企业。客户在哪里，一个投资银行家的职业生命与未来就在哪里。我默默地做了一个战略性的决定，就是我要重新回到中国的主流社会，而且不能太晚，因为再晚就来不及了。
这是我成年以后的第二个战略性选择，就是从美国体系回到中国体系。几个月后，我加入了中金公司香港办公室，成为中金香港最早的一批大陆籍的持牌人员。我当时在整个公司的工号是200多，而现在中金作为一个综合性投行，已有高达2万人。2001年底，中国加入WTO，迎来了长达20年的持续高速发展。非常庆幸的，我在1993年中国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在中美中心、美国公司及大学工作与学习了近8年时间，并在中国加入WTO进入快车道之后，回到了中资的体系，并赶上了中国大型国企与金融机构在境外及国内A股上市的大潮。2006－2008年随着境外上市的央企纷纷回归A股市场，巨无霸国企上市的热潮也开始走向尾声。2008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我在中金国贸的办公室休息。当时由于国内资本市场过度低迷，IPO审批已经暂停，因此，我负责的中国建筑、国家开发银行等项目基本都处于暂缓阶段。在日常服务客户的过程中，我得到一个信息，就是中央党校招收学术专业的博士研究生。这着实让我想了一会儿。攻读博士一直是我的夙愿。而去美国读博士，机会成本过高，因为要放弃当时的工作。去国内院校读博士，我已经没有了兴趣。而我对我绝大部分客户会去学习的中央党校却充满兴趣，就像如果你要投资一个公司，你一定要见一见、听一听公司管理层的意见。于是，我决定报考中央党校的经济学博士。由于工作很忙，我考了两年。2010年我顺利进入中央党校攻读博士学位。需要上课时，我就穿城而过从国贸到大有庄学习。我开始穿夹克，而不是西装。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他讲的题目是：《青年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而这正是我关心的问题。在爆发式成长的投资银行行业浸淫10几年后，我一直在思考自己的目标是什么，自己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自己的destiny（人生目标）在哪里，是从政，还是经商，一直在伟大的中金公司干到退休，还是转行PEVC行业，还是去大学教书，这些思考从2008年一直持续到2013年我即将如期从中央党校毕业。一次机缘巧合，有发改委评审基金的专家说如果我创业，就会投资我的公司，无论我干什么。这加速了我的决定。2013年夏天，当我从中央党校毕业，从李书磊副校长手中接过博士学位证之后不久，我在北京CBD一个不起眼的几乎没有view的小办公室里，开始了我的创业生涯。由于我们没有IPO牌照，我只有放弃自己钟爱的IPO业务，做起了在高盛及中金早期我做的并购业务，并在前三年里完成了几单行业内有标杆意义的大型并购。我将2008年战略性决定申请中央党校的博士，直至2013年从党校毕业后最终创业，视作我人生的第三个战略性选择。
创业初步成功之后，我开始投身我学习过的诸多母校的返校活动，讲座，职业分享等等。2015年，我在参加哥大毕业15周年的返校活动中有幸接触到了读书期间没有认真学习过的价值投资，并聆听了素有华尔街现代价值投资教父之称的BRUCE GREENWALD教授的讲课。于是，我开始投资二级市场，并在2018年设立了望华的第一只高分红价值成长基金，恐怕是受益于对中国宏观政策把握，做投资银行长期服务于卖方，以及自中美中心开始我就持续关注中美关系等的影响，我们的基金取得了近8年来年化复利超过25％的投资收益率。尤其重要的是2016年，我在中心设立了戚克栴奖学金，感觉做得很好。于是开始把这个奖学金项目复制到我学习过的母校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哥伦比亚大学，青岛二中及天津大学。我都听到了学生很积极的反馈。我想，投身与自己成长经历相关的教育、学术公益活动，是我自创业以来所做的又一次战略性选择，因为这既培养了新一代年轻人，也符合我努力去做一个正直、优秀的人，为老百姓服务的价值取向，而且也是我和优秀的人在一起、不断学习的过程。很高兴，这次战略选择又始于中美中心。这恐怕是由于在中美中心，中西方的思想碰撞与观念磨合能够裂变为伟大的想法。而在当下，作为中美两个超级大国竞争与合作的具象化、微观社会与沟通平台，如果中美中心的作用发挥得好，就会不断产生出更多、新的伟大想法。明年将迎来中美中心成立40周年，我期望，到本世纪中叶，也就是25年以后，以及26年后，中美中心成立65周年之际，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中美中心为中美两国与世界培养出很多优秀的人才，也为中美两国的相互成就，共同繁荣，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这就是我迄今为止成年以来所做的四次战略性选择。借此机会，我由衷地祝福中心越来越好！大家生活幸福！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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