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盟中央经济专委会副主任 彭建虎
最近几年，“新质生产力”成为中国经济社会领域的高频词，引发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这一概念的提出，不仅为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更深刻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所产生的理论创新活力。
它雄辩地证明，理论的生命力恰恰在于其对现实问题的回应、审视与超越。以此为契机，重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宏大命题，探讨其在理论与实践的动态结合中如何不断完善与创新，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理论的深刻洞见与时代叩问
马克思主义，尤其是《资本论》，为我们提供了剖析资本主义运行逻辑的强大思想武器。其关于阶级、剩余价值、资本积累与危机的论述，揭示了特定历史阶段社会发展的内在矛盾和基本规律。其最终指向的，是一个消除了剥削与压迫、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社会。这不仅是一种深刻的学术洞见，更是一种崇高的人文关怀。
然而，任何伟大的理论诞生之初，都无法穷尽未来实践中可能出现的所有具体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未来社会的构想，更多是基于对旧世界批判的逻辑延伸，是一种方向性的指引。
当无产阶级政党掌握政权，如何将理论蓝图转化为稳定、高效、公正的治理体系，如何设计一套行之有效的权力运行和监督机制，防止公权力异化，便成为一个全新的、艰巨的历史性课题。这并非理论本身的“断裂”，而是实践向理论发出的时代叩问。
实践的严峻挑战与制度的持续探索
纵观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不难发现，从革命转向建设，往往伴随着一系列严峻的挑战。其中，如何有效监督权力、防止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的滋生，始终是核心难题之一。一旦制度建设滞后，权力过于集中且缺乏有效制衡，就可能在事实上形成新的“利益固化”群体，从而背离社会主义的初衷，社会矛盾也可能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
与之相对，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历史进程中，也并非僵化不变。它们通过构建市场调节、社会保障、劳动者权益保护等一系列制度安排，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展现出较强的体系韧性与自我调节能力。
当然，这种调节并未也无法根除其固有的基本矛盾，但其在制度建设层面的某些经验，例如建立反馈机制、保障信息相对公开、发挥社会组织作用等，作为人类文明在现代化治理探索中取得的成果，值得我们审视和借鉴。
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中国式现代化的启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正是在回应上述历史叩问与现实挑战中展开的。其核心逻辑在于，既要“守”马克思主义之“正”，坚持社会主义根本方向，又要“创”制度形式与治理方式之“新”，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理论。
这一过程的精髓，体现在对“权力如何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问题的持续探索上。从建立严密的党内监督体系，到构建全方位的国家监察体系，再到强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本质上都是为了防止权力异化，确保其始终运行在正确的轨道上。
同时，中国将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市场经济的活力相结合，大力发展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基层民主和社会治理，这正是在吸收借鉴古今中外一切有益治理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适应性制度创新。
从这个意义上看，今天我们谈论“新质生产力”，绝非偶然。它要求打破传统增长路径依赖，背后对应的正是更深层次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变革与完善。这恰恰说明，理论的生命力不在于故步自封，而在于直面时代课题，在与实践的良性互动中实现螺旋式上升。
总而言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就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互激发、动态演进的过程。任何先进的理论，都必须通过与之相适应的、不断完善的制度体系才能彰显其生命力。
对于当代中国而言，坚持理论指导与加强制度建设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唯有在守正中不断创新，在借鉴中实现超越，持续增强制度的柔性、韧性与自我完善能力，才能在通往国家长治久安与民族复兴的道路上行稳致远。（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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