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新冠疫情之后，由于大规模的货币扩张，欧美发达国家都经历了一段高通胀时期。但现在疫情已经结束了三年，我们观察到欧美的通胀率仍然保持在3%左右，甚至连曾经长期通缩的日本也接近这一水平。这种持续性通胀背后，隐藏着全球贫富分化加剧、长期货币超发、财政过度扩张、以及供应链重构等深层次结构性力量。这些因素共同标志着我们可能已经进入了一个长期通胀时代，投资者必须重新思考资产配置策略。
全球贫富分化加剧是长期趋势。根据乐施会、联合国等机构的报告，全球最富有的10%人口拥有76%的财富；而最贫穷的50%人口仅拥有2%的财富，新冠疫情之后全球极端贫困率出现20年来首次上升。发达国家内部的贫富分化更为突出。以美国为例，2021年顶层1%收入份额达到19.1%，而这一数据在1970年仅为10.7%。顶层1%家庭财富占比从1989年的23.6%上升至2021年的32.3%，后50%家庭财富占比从1989年的3.7%降至2021年的2.6%。全球贫富分化驱使财富大量向美国、英国等金融发达国家流动。还是以美国为例，其2005年底的净国际投资头寸（NIIP，可以理解为一国拥有的海外财富与外国拥有本国财富的差值）为-1.8万亿美元，这一数值在2025年第一季度达到惊人的-24.61万亿美元，NIIP/GDP的比值达到84.3%。财富持续涌入少数发达国家，与其国内生产力的增长速度出现了不匹配。更为严峻的现实是，大量财富涌入伴随着制造业空心化，加剧了财富与生产力的不平衡。当一个国家财富和消费能力远超其自身产出时，必然导致持续的巨额贸易赤字（往往也伴随着财政赤字），从而带来普遍的价格上涨压力。
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现代货币理论（MMT）从边缘学说逐渐走入政策实践中心。该理论主张，在本币主权下，政府不会因“本币债务”而违约，只要通胀不失控，政府就一直可以通过财政赤字货币化来应对经济和政治困境。2020年新冠疫情之后，这一理论更是大行其道，美联储总资产规模在2022年4月一度高达8.95万亿美元（2019年底约为4.2万亿美元）。截至2024年美国、欧元区、日本的债务/GDP比率分别为124.1%、88.1%、248.7%，财政赤字率分别为6.4%、3.1%、5.0%。尽管现代货币理论宣传通胀是政府支出的“唯一硬约束”，但在面临通胀持续高于长期平均水平的时候，这些国家政府实施紧缩政策在政治上面临巨大阻碍。减税和增加支出在政治上受欢迎，而增税和削减福利则遭遇强烈阻力，这一政治难题使得财政赤字呈现出明显的刚性特征。这也是本轮通胀长期持续的直接动力。
在过去二十多年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制造业大国，凭借持续提升的制造业效率，成为抑制全球通胀的重要力量。中国加入WTO后，凭借完整的工业体系、高效的生产能力和成本优势，大量质优价廉的商品涌入全球市场，压制了发达国家的通胀水平。今年美国关税政策打破了原有的全球产业链分工格局，美国企业被迫寻找替代供应商，而替代来源的生产效率和成本优势远不及中国，使得美国国内物价上涨压力陡增。美国对华关税加征后，相关品类商品的价格涨幅明显高于整体CPI涨幅。这种贸易政策不仅破坏了全球产业链的稳定性，更削弱了抑制全球通胀的重要力量，成为长期高通胀的又一推手。
从历史经验看，一旦通胀预期变得根深蒂固，往往需要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才能将其压制。1970年代美国CPI同比增速在5%以上维持了近10年，直到1982年才在保罗·沃尔克坚决的货币紧缩下回落。今天，我们可能正站在一个类似的历史节点上。投资者需要重新审视传统资产配置策略，寻找能够有效抵御购买力侵蚀的投资品种。
在这种环境下，投资者可以考虑以下资产类别。第一，黄金、白银等实物资产，在1970年代通胀高峰期，黄金价格上涨了五倍。第二，通胀敏感型股票，全球能源股和部分资源类股票通常能在通胀环境中表现良好。第三，多元化策略，采用多因子量化策略，系统性地在各个板块中选择具备增长性、高质量、股息回报且估值合理的公司，可以动态适应通胀环境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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