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是引领发展的主要动力。今年召开的“两会”对我国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发展的战略做出了重大调整和布局。通过中央科技委员会的设立,对统筹我国科技创新发展,发挥举国体制优势,推动创新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机制上的有力支撑。同时,国际环境的快速变化尤其是随着部分西方国家“冷战思维”的死灰复燃,我国从外部获得技术支撑的难度日益增加,也对我们尽快构建以我为主的新型创新体制以推动以产业链升级为标志的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出了要求。
一、构建新型创新体系的紧迫性不断增加。构建新型创新体系,是实现我国产业布局优化和升级的基础支撑。在当前全球产业链重构和全球化放缓形势下,技术领域我们面临的“卡脖子”问题日益突出。同时,在国内产业升级转型和布局优化的发展战略,对以我为主的新型创新体系的构建提出了迫切要求。
从国际环境看,当前随着地缘政治冲突的加剧,新冠疫情的扰动,以及近年来全球范围内对ESG的重视,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经济全球化日渐式微,与之相伴,全球经济和政治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全球产业链的重构,发达经济体的全球产业链配置转向以意识形态相容和产业链安全为导向,制造业回流的趋势加剧,生产要素尤其是高技术要素向新兴市场国家的溢出放缓;二是科技创新引领的新一轮全球化竞争将主导下一轮全球产业竞争的格局,全球主要经济体均在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做相应的准备。
随着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持续演进,全球化合作格局逐步向区域化合作方向转变。尤其是在科技创新领域处在领先位置的欧美等发达国家,为维持其在新技术领域的创新领导地位,其以往全球化布局的创新版图逐步从新兴市场向本区域收缩,新兴市场经济体在技术创新方面依赖国际市场技术溢出和转移的难度不断增大,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依靠自身推动创新链和产业链协同部署,突破创新和产业领域中芯片、新材料、数控机床等面临外国“卡脖子”威胁的关键核心技术,走出一条以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
从国内环境看,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我国已迈入全球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同时也面临着产业升级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关键时期,在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复杂多变的环境下,以产业链升级为标志的产业布局优化以及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形成,将成为下一阶段我国能否成功迈过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发达经济体行列的关键,对我国自主创新体系的构建提出了紧迫要求。
二、新型创新体系构建中应发挥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总体上我国目前的自主创新能力仍比较薄弱,需要发挥不同行业和机构的协同创新优势,为此需要在国家顶层设计框架下,发挥国有企业的创新引领地位。
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发挥的产业链的链长和龙头作用,意味着国有企业在我国当前的市场环境下,比其他形式的经济结构有着更特殊的市场定位。从客观条件上看,国有企业拥有雄厚的科研、人才和技术积累,且主要集中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在引领国家重大建设项目和创新工程中有着强大的基础和实力,例如在载人航天、北斗导航、高速铁路、商用飞机、高铁、核电、智能电网等领域都拥有强大的技术创新和制造能力,获得了世界技术发展趋势的引领地位,而这些重大技术创新基本上都是由各个行业的国有企业所主导;此外,在新能源、新材料、环保节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也在国际上具有一定的技术领先优势。
我国的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通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几十年的发展,也具备了作为科技创新主体的条件。“十三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累计34000亿元,中央企业国内外研发机构数量达到4360个,其中国家重点实验室91个,企业研发人员超过100万人。在载人航天、深海探测、高速铁路、高端装备、能源化工、移动通信、北斗导航、国产航母、核电等领域涌现出一大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标志性重大创新成果。很多科技型中央企业本身就是由各领域国家级科研院所转制而成,拥有丰富的科研攻关历史,对国家战略科技需求更加明确,是国有企业中重要的创新主体。
从全球其他经济体的经验来看,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往往也是技术创新的主体。据统计,世界500强企业的科研支出在美国占85%,英国为76%,法国为82%,意大利和荷兰则达93%。在我国,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一般都是各行业的龙头企业,这些企业不仅资金雄厚而且具有较强的研发力量和技术创新能力。近年来,随着国有企业在研发人员和经费投入上的持续增长,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在国际市场上的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近年来世界500强中中国国有企业的数量也在稳步增加,显示出我国大型国有企业已经具备了同其他跨国公司竞争的能力。
当然,横向对比来看的化,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同发达国家相比的话,总体上还比较薄弱,很多产业的制造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依然存在很大差距,特别是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没有实质性改变。在核心关键技术方面,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依然很高,高端制造行业的很多零部件严重依赖国际市场的供给,自主能力偏弱。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随着全球化进程放缓和全球产业链的重构,我国在关键核心技术遭遇“卡脖子”的问题会更加突出。故在关键领域,国有企业迫切需要摆脱技术依赖,在核心技术上取得突破。中央多次提出“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所属国有企业,一定要加强自主创新能力,研发和掌握更多的国之重器”,这一重要论断也进一步明确了国有企业在引领创新我国产业高质量发展方面的重要地位。
三、创新体系实践层面应发挥国有资本运营平台的资源整合优势。国家创新规划和战略实践,需要跨行业、跨领域、多机构的协同创新以有效整合产业需求和研发导向,从而发挥我国创新研发方面的体制协同优势。在战术层面可以通过对国有资本运营平台重新赋能,实现新型创新体系下各类创新资源的有机整合。
我国近年来提出的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发展的战略规划,以及今年“两会”后中央设立科技委员会总揽我国科技创新规划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为我国创新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政策和机制上的指引。然而,规划的落地则需要我们进行系统化的设计。新型创新体系的构建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跨行业和组织创新力量的协同联动,以及生产、资本、技术、人才等环节的有机联动。新型创新体系的主旨之一是以产业升级需求为导向,以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金融机构、政府等多元主体有机融合为抓手形成引领产业发展的技术创新支撑体系。在这一体系的构建中,国有企业将以其规模、资本、技术创新和人才优势,起到创新体系构建的引领和主导作用。
从全球人工智能、物联网、机器人制造等技术的发展趋势上看,科技创新从基础研究、应用研发到规模化生产,具有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的行业特点,需要科研院所、企业、风险投资和金融机构的协同,不是单一机构所能完成的。尤其是在考虑到产业链的战略性、安全性、支撑性等要素下,国家产业政策的引导不可或缺。在新形势下,我国原来以资本和股权运营为主要目标的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可以发挥新的作用。
在新型国家创新体制下,其突出特征之一是跨行业、跨领域、多机构的协同创新。这一模式可以有效整合产业需求和研发导向,从而发挥我国创新研发方面的体制协同优势。在创新战略实施上,可以通过对我国国有资产管理机构设立的国有资本运营平台重新赋能,即在其发挥原有的国有资本运营职能的同时,成为国家创新计划实践的综合性平台,整合包括国有企业在内各类研究、生产、金融等机构的创新力量,在科技创新战略制定、具体项目实施、机构协同、资本支撑等方面统筹安排,从而实现在较短时间内有针对性地实现卡脖子技术的创新与突破。这一模式由于是围绕国有资本运营平台这一建立在国有资产运营管理架构的基础之上,因而对于协调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的构建有着独特的优势和便利条件。
国有资本运营平台,本身作为国有企业的一员,在新赋能下其功能主要体现在在国家创新战略引领下,引导相关国有企业充分发挥技术创新主体作用,依照产业创新目标和产业布局要求,探索和实践与高校和科研机构深化合作的各种有效形式。新赋能下,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还可以发挥自身资本运营的优势,以产业创新项目为导向,通过搭建科技创新平台,以市场化方式设立各类中央企业科技创新投资基金,鼓励和优势产业集团与中央科研院所重组,共建研发实体或组建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等。平台架构下的“产学研融”协同模式,有利于研发成果向生产应用的转换,增强了技术研发同规模生产的指向性。概括而言,在新赋能下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可以发挥其在资本运营、行业整合、机构协调等方面的优势,实现“产学研融”的跨界合作机制,通过转变成为国家科技创新大战略下战术实践平台,助力新格局下我国产业高质量发展。（刘金贺 | 技术研究部(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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